馬光遠（經濟學家）

        《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被網上通緝一案，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最終以遂昌縣公安局撤銷通緝和道歉而草草告終，僅僅因為轉帖仇子明的文章就被刑拘的杭州居民翁安余也同時被釋放。

        但很顯然，事情至此并未畫上真正的句號，作為事主方的《經濟觀察報》，在肯定遂昌縣公安局的決定的同時，保留了追究相關責任方的法律責任的權利；對于遂昌縣公安局而言，以執(zhí)法部門的身份而公然違法通緝記者，雖然上級機關表示將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但作為一個司法機關，其形象卻變得如此的模糊和撲朔迷離；同樣，作為事件焦點的凱恩股份，因為本次事件，不僅內幕交易的嫌疑更重，其作為公眾公司的形象也染上了濃墨重彩的“黑色”。

        我們相信，在這個事件背后，還有更多的發(fā)揮更重大作用的地方“相關部門”并沒有露面，但這已經足夠。因為盡管我們相信，遂昌縣公安局這次通緝記者的行為可能不全是“自選動作”，但一個司法機關如此夸張地炫耀司法公權力，除了打壓輿論的監(jiān)督之外，我們更多的是看到，某些地方司法機關在某種程度上面臨著成為地方保護主義“打手”的危險。

        以公安機關為例，因為其既是一級司法機關，又是地方政府的所屬部門，這種雙重身份更是決定了其對地方的依附比法院、檢察院要更大一點，這不僅是賴以運轉的財政資源由當地政府劃撥。這樣，公安在地方“出事”的時候義不容辭地維護地方利益，就成了最符合邏輯的結果。在地方利益之下，司法權自然就成為“保護傘”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工具。

        以凱恩股份為例，公安機關在沒有調查記者的報道是否屬實的情況下，就按照既定的邏輯直接網上“抓人”，而且連一個轉帖者都嚴懲不貸，其下手之穩(wěn)狠，程序之嫻熟，令人不寒而栗。我們總是在說，司法是維持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動的內在品質和價值追求，是社會、公民對法治的期望和信心。英國思想家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弄臟了水源?！倍驹谵D型期的中國而言，如果司法不僅不能秉持正義，反而成為地方保護主義的“黑哨”，那么某些地方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將直接摧毀市場理性。暫且不論《經濟觀察報》記者的調查文章是否屬實，但就程序正義而言，對此應該有一個起碼的尊重公理的調查過程和交代，而遂昌縣公安局如此的迫不及待，如此的圖窮匕見，如此的踐踏法治，如此的恣意公權，摧毀的不僅是市場理性，而是對整個司法和公權力的基本信仰。

        當然，就人類司法制度變遷的歷史而言，無論在什么形態(tài)的社會里，地方政府都會采取措施保護當地利益。但是我們看到，在歐美等地區(qū)，曾經一度，司法也淪為了地方保護的工具。而“仇子明案”在我國并非個案，在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史上，所謂“防火、防盜、防記者”足以載入轉型的史冊，對于輿論的監(jiān)督，我們地方的相關部門不僅不創(chuàng)造監(jiān)督條件，反而是設置種種障礙，并不惜以公權力作為威懾的工具，其不過是我國轉型時期諸多地方保護主義侵害國家法治尊嚴的普通案例之一。

        我們知道，對于一個法治國家而言，有信仰和職業(yè)尊嚴的司法隊伍處于國家機構和市民社會的銜接部位，起著法治秩序安全閥的作用，從而能夠有效地防止地方對公眾監(jiān)督權的戕害，從而使得法治和司法獲得社會足夠的敬畏。然而，在時下中國，就是和地方關系不很緊密的法院、檢察院，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了地方政府的注腳，遑論作為地方政府一級部門的公安機關了。因此，防止“仇子明案”屢屢上演的關鍵依然是司法權如何與地方真正切割，司法如何懂得公正的價值與要義。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經說過，“實行法治，即符合公認正義的法律（善法）統(tǒng)治，是發(fā)達市場經濟共有的特征。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價值，而是非人格化交換占據市場經濟的必須制度支撐”。沒有了法治的支撐，公權力就會成為脫韁的野馬，地方保護就會讓公權力恣意炫耀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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